大柱回来了。
他比走的时候黑了一大圈，也瘦了。脊背却还是直的，扛着铺盖卷翻过山梁的时候，我远远地就认出了他的走路姿势。
我站在院子门口等他。他看见我，步子快了一些，走到跟前，咧嘴笑了。
“回来了。”
“嗯，回来了。”
他伸手想碰我的脸，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。
院子里有人。二柱站在井台边，三柱坐在台阶上。
大柱回来以后，家里安稳了一阵。
可安稳是表面的。
我能感觉到三柱看大柱的眼神变了。
二柱也变了。他变得比以前更安静了，话更少了。以前他还会在灶房门口停一下，笑着说句“嫂子辛苦了”。现在他路过灶房，连头都不偏一下，径直走过去。
可我总觉得他在看我。第六感也好，直觉也好，我说不清。
大柱回来的第十天，村里来了征兵的。
那年边境上不太平。征兵的干部挨家挨户地敲门，条件很明确：十八到二十五岁的青壮年，优先。
大柱二十三，正好在线上。
他那天晚上坐在炕沿上抽了半宿的旱烟。我坐在旁边纳鞋底，一针一针地扎，谁也不说话。
最后他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，说：“我去。”
“你去了，家里怎么办？”
“有老二在，地里的活饿不死。”
“我不是说地里的活。”
他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才说：“二弟是个有分寸的人。”
他说的是二柱。
他没提三柱。
好像三柱不存在一样。
大柱走的那天比上次更冷。他穿了身草绿色的军装，帽子太大，压在眉毛上面。他站在院子门口，看了看堂屋，看了看灶房，看了看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，最后看了看我。
“等我回来。”
他翻过山梁的时候回了一次头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活着的样子。
草绿色的背影嵌在灰白色的山脊线上，慢慢地被天边的光吞掉了。
他没能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