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救援的人来了。
我和几个当地人一起把傅钧抬上了车，一路上我握着他的手，他的手冰凉，但手指紧紧扣着我的，怎么都不松开。
医院的条件很简陋，但好歹能做紧急手术。
我站在手术室外面，靠着墙，慢慢滑坐在地上。
一个护士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沾了血的布包：“你是他的家属吗？这是从他怀里取出来的，他一直护着，我们掰不开。”
我接过来，手指僵硬地拉开拉链。
里面是一本笔记本。
封皮已经磨损得厉害，边角都起了毛，上面还有干掉的血迹。
那是我在国内用的采访本。
上面是我自己的笔迹，写得歪歪扭扭的，还是好几年前的字：
“今天在毕业典礼上见到了一个学长。穿西装，戴眼镜，好冷，好难追。但我记住他了。”
每一页都是我的字迹，记录的却不再是采访内容。
那是我以前暗恋傅钧的时候，随手写下的碎碎念。
“今天在法院门口等了一个小时，就为了看他一眼。”
“他说我做的汤好喝，开心了一整天。”
“他今天加班没回来，我等他到凌晨两点。”
一页一页，密密麻麻。
那是我在最纯粹的年纪里，把所有真心都掏出来放在一个人面前的证据。
我不知道傅钧为什么一直把这个带在身上，带到了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，甚至在子弹飞来的那一刻，还要把它护在胸口。
可我抱着那本沾血的日记，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不是因为爱意重燃。
是因为这份深情，来的太迟了。
傅钧在病床上躺了三天才醒过来。
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他费力地转了转头。
病房里空荡荡的，窗帘半拉着，午后的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，落在那张陪护椅上。
椅子上没人，只有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薄毯。
傅钧盯着那张空椅子看了很久，他费力地抬起手，摸了摸胸口。
那颗子弹留下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但比伤口更痛的，是这间屋子里少了一个人。
他闭上眼睛，嘴角扯了一下，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。
他有什么资格指望我守在床边呢？我肯让大使馆的人把他送到医院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
门被推开了。
我端着保温饭盒走进来，看到傅钧睁着眼睛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“醒了？”
我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，语气平淡：“刚好，我熬了粥。”
“谢谢。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“不用谢。”我退到窗边，“你救了我，我照顾你，扯平了。”
傅钧的手顿了一下，没有抬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