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是夏严一党拿到了那沓账簿。其实我们已经做得很隐蔽了，为了二次保险甚至同时派了三个个人带着假文件当作掩护，从四条不同路线离开，但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错，也可能这本身就是一场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戏，而我们比那些老狐狸棋差一着，没能看出来，着了道。四个送信人全都死了，这也就算了，但是他们从四份假文件里面找到了真的证据。怎么做到的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谁出了纰漏？我和郝严复盘了一遍又一遍，想着前因后果——郝严，郝严的那几个亲信，四份几乎没有差别的账本——怎么做到的那么精确的确认？不应该，这件事除了我和郝严还有郝严的亲信以外应该没人知道这次行动，到底为什么——我……？我泄露了吗？不应该，我没有和别人透露半个字。我甚至亲自伪造了那剩下三份假文件——为了辨认真证据我在每份造过假的文件上都留下记号，认得出来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——宋式玉。这个把戏还是他教给我的——最初是用来偷渡闲书的小标志，在书本的右上角点上一个墨点，在一堆有着相似书皮的书上标上表明是话本的标志，这样就不需要一个个找，并且不易被发现。我的脑子里出现一个让我胆战心惊的想法。我捂住脸，目光从指缝间透出去投在地面——我在恐惧。在我最亲近的人里，有人在我的背后给我捅了又准又狠的一刀。夏严一党中的一位不起眼的言官拿着这份板上钉钉的证据站了出来，拿着那叠账本在朝堂呼起腥风血雨。湖广总督和那位按察使即刻接诏进京，三司问审，立判斩立决。慕若昭遭受牵连，贬了官。于是朝廷局势再次变动，这件事里唯一没有被牵连的首辅派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郝严。郝严升了官，补上了湖广按察使的位置，我因为推广国策有功，被调回京城，擢户部侍郎。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表情接下那调令的。我那会辞官的心都有了。无数在水灾里消失的人命，被连累的老师，最后是四本相似的账簿，愧疚、自责和恐惧压在我的头顶上空，它无处不在，我无法逃开。到底应该怎么做？到底什么是错的？什么是对的？难道为了所谓的大局面前的牺牲就不重要了吗？真可惜，我很难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。但是说到底，又有什么答案永远正确呢。